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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米影视 山東定陶王坟场出土笔墨磚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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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体纲领:山東定陶王坟场(王陵)M2(定陶縣靈聖湖漢墓)是已發現的西漢時期“黄腸題凑”形制墓葬中規模最大、規格最高、結構最複雜的一座。墓葬建設中使用了超過三萬塊陶磚,絶大多數磚上帶有標識工匠身份的笔墨和符號,笔墨以書寫爲主,符號則以刻畫爲主。論文率先從傳統考古學的角度出發,對墓磚在墓葬中的使用情况作念了詳細介紹;其次,對笔墨本体進行了基礎的分類整理,即分爲东谈主名類、地名加东谈主名類、东谈主名加數字類、东谈主名加吉語類四種;同時,對墓磚上笔墨的書寫或刻畫位置、行筆地点進行了分型分析;最後,對笔墨的書體與顔色以及刻畫和戳印標記作念了介紹。定陶王坟场(王陵)M2出土笔墨磚對于商议漢代大型墓葬營建過程、“物勒工名”轨制、書體演變、製磚工藝等問題提供了迫切學術資料。關鍵詞:定陶王坟场 西漢 笔墨磚 概説·  📖  ·一、墓葬及笔墨磚简略山東定陶王坟场(王陵)M2(定陶縣靈聖湖漢墓)位于山東省菏澤市定陶區馬集鎮大李家村西北約1000米。根據出土黄腸木名义紀年題記,判定墓主东谈主爲西漢哀帝生母丁太后,墓葬的建設年代爲公元前5年前後。該墓葬使用了漢代最高级級的墓葬形制—黄腸題凑,是已發現的“黄腸題凑”形制墓葬中規模最大、規格最高、結構最複雜的一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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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墓葬中磚的使用 ( 墓室上方;墓室側)M2墓葬爲“甲”字形土坑竪穴“黄腸題凑”積砂墓,墓谈東向94度。墓葬四周“回”字型夾板夯築臺基以及墓谈兩側闕臺的形制具有特等的禮制性意義。木椁墓室呈方形,邊長23米。墓室頂部、底部鋪設兩層青磚,四周用單層磚壘砌封護,用磚總量達三萬塊以上。(圖1)頂部磚的砌築面孔爲對縫平鋪,相鄰磚縫能相互對齊,磚平放砌置。其中,東側及西側局部爲縱列(與墓谈軸綫平行)平鋪,餘下大部分爲横列平鋪。四周墻面的砌築面孔爲平磚錯縫順砌,平磚指將磚平放砌置,順砌指在置磚的時候將磚按建築面闊地点擺放,高下兩層磚縫交錯爲錯縫。磚和磚之間未使用任何黏結材料(乾砌)。墓室由前室、中室、後室、側室、門谈、回廊、陪葬室、題凑墻組成。前、後室南北兩側各有一個帶有壁龕的側室,中室南北兩側各有兩個側室,再外爲一周回廊。回廊外散播十二個陪葬室,其中南北兩側各四個室,東西兩側各兩個室。最外爲疊壘的“題凑”墻。墓室結構整體南北、東西對稱,東南西北相對應四個門谈。回廊外各室間隔邻均爲微型黄腸木壘砌。2010年至2011年,山東省文物考古商议所、菏澤市文物处分處、定陶縣文管處聯合組隊對M2進行了搶救發掘,索要墓室上方兩層笔墨磚一萬三千餘塊。2020年以來,山東省文物考古商议院、菏澤市定陶區定陶王陵保護商议中心對M2進行了拆解保護,現已索要墓室四壁笔墨磚四十七層總計一萬零三十塊。山東省文物考古商议院、定陶王陵保護商议中心、秦始天子陵博物院對這些笔墨磚進行了保護修復。在保護修復過程中,對笔墨磚的資訊進行了完好意思的索要和記録。(爲粗浅表述,本文援用笔墨磚編號時以“A”代指2010年至2011年索要的笔墨磚,“B”代指2020年後修復的笔墨磚。)陶磚爲草拌泥質,經高温燒製而成,多呈青灰色,磚體名义可觀察到植物莖葉焚燒後留住的空腔陈迹。磚形爲長方體大條磚,長約38厘米至40厘米,寬約18厘米至20厘米,厚約9厘米至10厘米,長寬厚比例爲4∶2∶1。絶大多數磚上帶有標識工匠或捐獻东谈主身份的笔墨和符號。笔墨以書寫体式爲主,兼有一定量的刻畫笔墨與极少的印文(姓名印、吉語印)。本体以“物勒工名”性質的东谈主名爲主,并波及地名、吉語、數字等;書體有隸書、草書、篆書等;書寫顔料多樣,包括朱書、墨書、白書等。除笔墨外,磚體上還多有標記符號,可分爲戳印符號和刻畫符號兩大類。二、笔墨本体

墓磚上書寫或刻畫的笔墨可分爲东谈主名類、地名加东谈主名類、东谈主名加數字類、东谈主名加吉語類四種。(圖2、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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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部分笔墨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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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部分刻畫笔墨與帶地名的笔墨磚僅書寫或刻畫东谈主名的墓磚數量最多,性質可能爲“物勒工名”式的工匠或捐獻东谈主名。范围当今共整理出东谈主名一百四十二種,包括書寫东谈主名一百三十種、刻畫东谈主名六種(寇令、周一、孫吉、杜侯、焦山、焦山陽),書寫與刻畫同出东谈主名六種:任史(寫與刻)、任史(寫)與任少史(刻)、任春(寫)與任子春(刻)、向明(寫)與向子明(刻)、鄭平(寫)與鄭少平(刻)、干示(寫)與干子高(刻);当今統計到的东谈主名涵蓋四十二種姓氏,包括四十種單姓、兩種複姓,其中李姓所出东谈主名最多,有二十二種,現將姓氏列舉如下:曹、程、崔、丁、杜、馮、蓋、干、高、焦、犁、寇、茨、靳、頝、李、柳、向、張、韓、巠、樂、孫、尚、吕、王、田、桃、夏、徐、許、楊、尹、兒、任、梁、龐、鄭、周、朱、公澤、綦毋。范围当今共發現十二個刻畫姓名,分歧爲寇令、孫吉、周一、杜侯、焦山、焦山陽、任史、任少史、任子春、向子明、干子高、鄭少平。另外,還存在有僅刻畫姓或僅刻畫名的情况,姓氏包括焦、王、李、張、杜、干、田、尹;名有平(Ⅴ!2-28、A07640曹平)、子(IV'24-10、A00359鄭子)。

当今發現的地名包括“山陽昌邑煬里”“山陽東煬里”“梁丘亭西”“梁丘亭東”“平昌里”等數種。地名每每與东谈主名同出,举例“山陽昌邑煬里李長孟(Ⅴ'21-15)”“山陽昌邑煬里李賈(?)(Ⅰ'10-6)”“煬里鄭敖(Ⅳ!6-74)”“煬里馮子張(Ⅰ!2-34)”“山陽東煬里鄭中公(Ⅰ'22-5)”“山陽東煬里(WZ&:58)”“梁丘亭西龍郎(SZ7:40)”“梁丘亭東受子臧(WZ7:50)”“梁丘靳員(WZ::9)”等。據《漢書·地舆志》載,景帝中六年(前144)立山陽國,武帝建元五年(前136)别爲山陽郡,天漢四年(前97)更山陽爲昌邑國,後劉賀被廢除國復爲山陽郡。“昌邑”屬山陽郡二十三縣之一,西漢時大部分時間爲郡治所在,下有“梁丘鄉”。據此,“梁丘”“梁丘亭”以及“煬里”“東煬里”“平昌里”等地名應均屬“山陽”或“昌邑”管轄區域。此類磚的製作家也應來源于山陽郡昌邑等地,或者平直由該地的东谈主提供墓葬用磚。《漢書·外戚傳》載“定陶丁姬,哀帝母也……家在山陽瑕丘……始定陶恭王先爲山陽王,而丁氏内其女爲姬”。因此,作爲曾經的山陽王劉康封國所在地,山陽昌邑等地爲丁昭儀墓製作或捐獻磚應爲的确,同時也應合漢哀帝葬其母“帝太后宜起陵恭皇之園,遂葬定陶,發陳留、濟陰近郡國五萬东谈主穿覆土”之言。

东谈主名與數字同出的現象并未几見,或反馈了工匠勞役的時間和製磚數量。

工匠除標記东谈主名外書寫數字、地名大多還是出于實用性考量。除此以外,在M2墓磚上還發現寫有“大吉”“日入千萬”等吉語類笔墨的情况,且這些吉語大多用朱色顔料書寫,這可能代表了工匠的個东谈主喜好與祈願。(圖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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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除書寫吉語外,在書寫“徐平”與“徐房”等磚上發現刻畫有“大(太)平”二字,另外皮右側面以朱書書寫“徐平(WZ#:6、B00529)”、左側面刻畫“大(太)平”的磚上還發現有“天平”的戳印,和書寫笔墨在团结面,推測亦爲吉語。(圖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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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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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另外,還發現部分东谈主名存在書寫訛誤的情况,如標本Ⅳ!5-99、A05055的墓磚端面寫有东谈主名“蓋君君”,僅此一例,觀其書寫風格與墓磚中常見东谈主名“蓋君長”邻近,應爲“蓋君長”訛寫而成;還存在“鄭子高”的“子”與“柳少”的“柳”反寫的情况。在刻畫方面,右側面寫有“孫翼”东谈主名的墓磚左側面常刻畫“孫”和“Z”字形符號,可能是爲了刻畫粗浅,是以將“翼”字省寫,以“Z”字形符號代替。(圖6)另有部分东谈主名書寫应酬、筆觸生硬,這些王人與書手的民間性有關,這批墓磚上笔墨的書寫者可能文化水準較低,出現訛誤、省寫、簡寫的情况至极常見。三、笔墨的位置和行筆地点絶大多數东谈主名書寫或刻畫在磚的端面,少數东谈主名寫在磚的正面(后面)或頂面(底面)。(圖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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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按照笔墨書寫(刻畫)的位置以及書寫(刻畫)順序,可分爲以下幾種型式。A型:在磚的端面書寫,又可分二亞型,Aa型爲磚立放,Ab型爲磚平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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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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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型,書寫(刻畫)順序爲由上至下,爲最大王人的書寫地点,本体大部分爲东谈主名,少部分爲地名加东谈主名,如“煬里鄭敖”。(圖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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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

Ab型,書寫本体爲姓名,分三式:Ⅰ式,書寫(刻畫)順序爲從上到下(Ⅲ'9-2、A1365 尚然);Ⅱ式,順序爲從左到右(SZ=:41、B4649柳威);Ⅲ式,順序爲從右至左(EZ*:2、B05202夏子良)。(圖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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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B型:在墓磚頂面或底面書寫(刻畫),順序從上到下,本体多爲东谈主名(SZ8:44、B03257茨細),此外還有地點(WZ&:58、A01794山陽東煬里)、地點加东谈主名(Ⅴ'17-8、A11500山陽昌邑煬里李長孟;SZ7:40、B02876梁丘亭西龍郎)。(圖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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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C型:笔墨位于正面或后面,順序由上至下,本体多爲姓名(SZ7:40、B02876龍郎;WZ@:9、B05804韓臨),存在個别磚文本体複雜的情况,如Ⅱ'10:58 平昌里干子高,瓦作七旬日,四十第。(圖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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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 鄭子高;山陽東煬里鄭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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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3

另外,墓磚還存在少數的三面或兩面均有字的情况,標本V!12:44(兩面有字,Aa型和B型)。(圖12)標本V'47:2——向行;大尚子行,日入千萬,入大實,廾<大>尚子行。日。(Ab型Ⅰ式和C型)。(圖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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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4此外,還存在傍边端面均有字(Aa型)的情况,如“柳威”。(圖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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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5刻畫东谈主名大部分出現在磚的端面,傍边側面均有,呈Aa型。(圖15)极少出現在磚的正面與底面。(圖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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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6

刻畫东谈主名的地点多爲從上至下,與書寫笔墨Aa型一致,但也存在刻畫笔墨與書寫笔墨地点不一致的情况,如任史(Ⅱ'24-20、A08637),書寫笔墨爲Ab型Ⅰ式,刻畫笔墨爲Aa型。(圖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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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7笔墨出現的位置可能與字數的長短和燒製後磚的擺放有關。字數較少的东谈主名大多書寫(或刻畫)在端面,字數較多的則書寫(或刻畫)在頂面與正面。書寫未見笔迹流淌現象,推測書寫面是平放而非竪放的,多數陶磚立放于大地上,即磚端面向上,書手俯身書寫。結合墓磚的壘砌面孔可知,書寫(或刻畫)在端面的东谈主名大多被遮蓋住,可知這些东谈主名標記并不是爲了好意思觀,而是有一定的實用性,應是“物勒工名”轨制的體現。四、書體與顔色

墓磚的字體包括草書、隸書、篆書三種,絶大部分書寫东谈主名爲俗隸和草書,這應與書手的民間性有關,当今發現的篆書僅出現在钤记上。(圖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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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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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9顔色分墨書、朱書和白書三類,以墨書和朱書爲主。經科技分析,玄色顔料爲墨,朱系顔料以赤鐵礦爲主,還有极少的硃砂和黄丹(密陀僧),白色顔料爲方解石。(圖19)五、符號偏激他標記

刻畫符號包括“○”形、“X”形、“+”形、“#”形、“—”形、“╲”形、“╱”形、“七”字形、“田”字形、不規則形刻畫等。這些刻畫符號大多至极簡潔,形狀并不複雜,便于刻畫。(圖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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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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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值得防卫的是還發現了刻畫的雙魚形圖案(SZ@:45)。此種刻畫圖案当今僅見一例,該磚名义無書寫或刻畫笔墨偏激他標記,因此該圖案并非工匠的身份標識,或爲當時的製磚工匠在勞作之餘進行的“藝術創作”。(圖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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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2戳印符號包括“ ”形戳印、“□”形戳印、“○”形戳印、“□”形戳印、“○”形戳印、“五銖錢”戳印、“鋪首銜環”戳印等,况且與东谈主名存在一定的對應關係,如“五銖錢”戳印多與东谈主名“孫仲”同出,書寫有东谈主名“崔經”的墓磚上常有“ ”形戳印。(圖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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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3

钤记包括姓名印、肖形印、吉語印三種,應亦然工匠爲了標識我方的身份所用,印有“諸張宗印”的磚上常刻畫有“張”字,“樓闕圖”則僅出現在寫有“干戎”东谈主名的墓磚上。(圖23)

總之,定陶王坟场(王陵)M2出土笔墨磚數量雄壮,保存完好意思,本体豐富,年代明確,是商议漢代大型墓葬營建過程、材料轉變、磚銘、製磚工藝等問題的迫切學術信息。從出土青磚名义“物勒工名”笔墨書寫体式、書體、本体,刻畫符號等考古信息來看,爲我們商议中國古代書體從隸書、草書到楷書的演變提供迫切實物資料,也給我們判斷墓主东谈主以及姓氏的演變提供了迫切資料。這批資料既具有迫切歷史商议價值,也具有較高的藝術價值。

附記:定陶王陵M2的發掘單位爲山東省文物考古商议院,合营單位是定陶王陵保護商议中心,發掘領隊崔聖寬。出土墓磚的保護與修復由山東省文物考古商议院、秦始天子陵博物院、定陶王陵保護商议中心完成,另有西北大學、西北民族大學、江西陶瓷工藝好意思術職業技術學院、萊蕪職業技術學院等院校文物保護與修復專業參與了修復。

本文爲2024年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年度項目“山東定陶王墓志2號墓出土笔墨磚的整理與商议”(項目編號:24BKG015)的阶段性服从。

崔聖寬:山東省文物考古商议院

田艷芳:山東省文物考古商议院

馬翠蓮:定陶王陵保護商议中心

原載《書法商议》二〇二四年第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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